晚近三十年来，当代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一直被所谓“边缘化”的话语所笼罩着。作家与批评家齐声哀叹文学的风光不再，他们声称在宏大叙事解体之后，又遭逢市场的夹击，严肃文学不得不在夹缝中步履维艰地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理由和可能性。在这种总体语境中，之前的文学出现了分化，虽然文学从来就并不是“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所能规约，到了如今，它们的“多样化”特征却似乎更加明晰了：一部分弄潮儿顺势而变，投身资本经济的洪流，以注意力经济消费为旨归，这类文学势必以事件、话题、最基本的原欲及其压抑与压抑的（虚幻）实现为中心；另一部分则以精英姿态，或者采用保守式的回望与坚守思维，（至少在姿态上）弘扬某种理想主义的情愫，其中健者则意图重新发明文学，开创与引领某种更具有新时代先锋意义的文学价值；但是绝大部分还是那些受益于文学体制资助的作家与刊物，尽管二者的关系可能并非那么融洽，在接受赞助的同时表现出来的观念充满了半真半假、降尊纡贵式的批判。

“边缘化”与“多样化”之间构成的张力空间就是当代文学的现状，当然，这本身只是一种描摹，事实上不同特征的文学群落之间时不时地交叉重叠，有时候最前卫激进的那部分可能只不过是在营造独属于自己的象征资本，而体制内作家也时不时向市场暗送秋波——所有的一切都充分地显示了我们时代文学内在的精神分裂：表述与实践充满割裂，精神与金钱暗通款曲，而决定这一切的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展所造成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文学生态结构变化。

回首现代以来文学的历时性位置嬗变，可以更为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文学生态结构的变化轨迹。在帝制王朝向现代（国族）国家递嬗之际，因为面临全球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挑战，民族主义必须对外抵御侵略，对内唤醒民心凝聚民众，文学在传统价值观崩盘的背景下由“小道”而被提升为大国，因为知识分子发现了它所具有的情感与“想象”的巨大能量——它直接与现代政治、国家与“人”本身的建立与巩固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魂”的巨大象征才由文学家来承担。现代文学的意识形态能量一时无二，并不是外在施加的，而是现代性本身的结果。它在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确实站在了社会文化生活的第一线。

当现代政治与国家确立之后，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文学，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早期，因其认知、教育、审美、娱乐的功能亲和性，较之政治、宗教、历史与哲学同样有着无可比拟的作为，因而更易于为权力所直接征用，“一体化”的话语于是成为文学历史实践的必然呈现形式。《红楼梦》《海瑞罢官》《武训传》之所以能成为政治路线斗争的表征物，与彼时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密切相关。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无产阶级在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境况下，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是首先在文化上取得先进性的领导权，然后才能获得了物质世界的领导权。新中国的一系列文艺政策和运动莫不与此相关，比如模仿苏联建立的文联机构、作协组织，当然到后来由于过于激进的举措导致了社会主义文化实验的失败，却部分地取得了文学的民主化进程。这一进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思潮中迅速在文学领域开花结果。

当代文学史上所说的“新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自我调适过程，在这个阶段从创伤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下爆发出来的新诗潮、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已经显示了与此前社会主义文学截然不同的面目。事实上，直到这时，文学一直是对社会总体发言的，而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也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社会风气、引发广泛讨论的影响力。社会文化上的种种风吹草动，甚至更广阔范围的意识形态变革，也总有文学的身影。但是，出于“影响的焦虑”般的弑父情结，新一代的青年作家一反归来的右派作家，也不同于返城的知青作家，而试图建立自己的文学坐标。这个文学坐标由于更多的是从外部渠道得来的美学标准和文学规范，所以在对于个人主义、身体与欲望的强调中，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解构大历史、颠覆崇高、张扬个性的道路，只是它们在实践中成了自己所反抗的文学话语的对立面，而并没有走出它所反对对象的逻辑。其后果的严重性在后来的日子中日渐显示出来，文学的“边缘化”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谈文学的边缘化，如果不提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变革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是不公平的。不过，文学自身难辞其咎，事实上它们更多是在自我变革的内部自己放弃了言说重大问题的权柄。走向个人、肉身、私历史、小叙事，首先就把自己放逐在了时代主潮之外。这并不是就题材意义上说的，因为重述历史、书写时代转型、注目社会现实和人的精神变化一直以来并没有从文学主题中消失，消失的是对于把握和创造宏大命题的理解能力与精神信念。关于“民族”、“国家”、“主体”、“集体”和“人民”等话语的书写被认为是令人羞愧的虚妄，作家们集体性地从追求应然性世界的理想主义激情中后撤，退回到认同于实然性世界的现实主义乃至功利主义之中。这是一种犬儒式的自欺欺人，除了自我抚摸之外，如果能获得利益上的认可就被认为获得了成功。这反过来造成了重大问题本身中文学的缺席，所以说如果有“边缘化”，那是文学自己造成的。至其甚者，就是像最近吸引较多关注的“乌青体”废话诗，它固然有行为艺术式的可解读意义，却是在游戏中自挖墙脚，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文学的偏见和歧视。但是，换个角度来说，“文学”从来都是“反历史”的，它如果要确立自身的意义，必然不能跟附在“历史/现实”后面亦步亦趋的模仿，而应该建立其与“历史/现实”的对话关系，这注定了它的“边缘性”——它有意将自己作为一种“非主流化”的行动与实践，在繁杂琐碎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中通过语言文字进行整体性地思考，进而表达理想与希望，传递自由与向往。

我们时代关于“成功”的意识形态被资本的单一化思维所主宰了，它从经济领域弥散辐射到政治、文化和精神领域。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意味着一个作品获得来自官方半官方的奖项、市场销售上的份额、大众读者们的议论热度。我们已然注意到，这种由名利主导的文学思维是多么严重地摧毁了文学来之不易的尊贵位置，将它从提升民气、鼓舞民心、教化民德、传达民意、抒发民气、凝聚民心、塑造民像、发扬民力、彰显民魂的集体性诉求，降低为极端个人的手艺、行为与实践。如果说，之前那种文学观念被批判为文学的政治工具论，那么后者其实何尝不是另一种经济与资本工具，甚至更加等而下之。并且我们习以为常的“工具论”本身也是大堪质疑的，文学作为内在于整个社会关系系统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宗教等密不可分，不存在谁利用谁的问题，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共同围绕着某个时代精神与社会命题前行。

因而，我们今日讨论当代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真正需要追问的可能是，为什么文学与政治、经济常常结合得如此紧密，而它们又为什么会发生分裂或者被某些批评家、学者认为应该发生分裂？如果文学有自己的主体性，那么当代文学应该如何在社会中自处？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的密切关系并不意味着它缺乏自己的主体性，而是说它必须有能力与它们形成对话性的结构，从而促使自己在描摹、解释、创造当代中国的社会与心灵中发挥作用。而文学的主体性也不是说它会形成某种自足的圈子自行其是，而枉顾大时代的变局和生动鲜活的现实。概而言之，文学只有在认识、阐释、创造中国与中国人的事业中发挥作用才能获得它的历时性价值和意义，否则它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个体玩意。

当然，中国和中国人本身是个庞大、复杂、多样的存在，它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有着久远的历史和变动不已的现实，因而首先，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无法界定它那永远处于流动和建构之中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一体化”的文学话语不再适用的原因。其次，多样化本身也需要警惕差异性生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调某种个体化、特异性的存在，而忽略了时代主潮的重大关切，毕竟溪流只有汇入江海才不会干枯。具体到每个作家，他所能做的当然只是认识社会的某个部分，以一种类似“分期付款”的方式一点一点完成对于社会与精神的文学再建构。第三，文学既然从民众中来，在经历了精英的现代重构之后，遭逢新时代的再一次民主化语境，它应该又一次回到人民中去，将文学从少数人的实践变成一种多数人的生活。文学成为生活的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网民以众筹的方式出版跳楼的底层打工诗人许立志的遗著诗集《新的一天》。原本计划到2015年1月15日筹得6万元，到结束时共筹措资金136850元。这个事件也许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显示民众的文学如何在人民自己的生活中获得真正的认可和实现。

“当代”与“当代文学”会涉及到“当代性”的问题，石磊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对八十年代中前期以及晚近十年文学界/理论界对“当代性”问题的两次讨论做过简单的梳理，前一次基本上集中于“文学的当代性”，具有集群性和创作实践的相关性；后一次则将其延伸为本体论、时间意识、空间场域、政治概念与文化实践。本书则并不打算做过多理论探析，而是在文学现场观察的基础上勾勒“当代”在文学中的行状以及“当代文学”作为文化生产所留下的踪迹，因而它注定不是体系性的，而这种“散点透视”可能正是我们时代文化的基本语法与呈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