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口述3：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日子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发布日期：2024-09-19 18:20

来源类型：板娘小薇 | 作者：汤尼·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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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正值初中毕业待升高中，当时也没什么升学考，就在金科中学直升高中。1950年，学校开始实行军管。1951年，区教育局派来一个校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书记（校长叫曹辛汉，后来去华东政法学院做教授了），从此神职人员与无神论者的较量在学校里开始了。

初中的时候，学校教学管理很严格，因为每周都要考一门课程，我读书还是比较用功的，平均总分始终维持在七十多分的中等水平。1949年后，原来的教学秩序打乱了，凡是教徒的教师都走了，不让他们上课了，调来一些非教徒的教师，有好几个是从徐汇中学调过来的，其实徐汇中学也是天主教教会学校。那阶段读书轻松自在，不如初中那么有压力了，龚品梅也不来看我们学生了，很少露面。当时还有神父对学生们说什么"共产党来了，不要你们读书了"。作为学生，我们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朦朦胧胧的直觉就是学校里的神职人员与共产党派来的干部说法不大一样。

1949年，龚品梅被梵蒂冈教廷任命为天主教苏州教区主教，此后又兼任上海、苏州及南京三教区主教。当时学校将此作为一件盛事来安排庆贺，因为他是天主教上海教区的首任中国籍主教。记得当时龚品梅着一袭大红色的长袍，盛装接受师生们的祝贺；我们则身着童子军制服，列成整齐的队列，在校园里吹吹打打转一圈以示庆祝。

童子军是英国人于20世纪之初创设的青少年运动组织，其宗旨是让青少年掌握野外生存的能力。传入中国后，大中城市的学校里可能都有这一组织。上海的童子军会是1917年成立的，我就读的晋元中学、金科中学都有童子军。因为服装、活动费用都需自理，所以学生是自愿参加的。童子军的制服有：一套米黄色卡其布的军服，上装左右上方各有一个口袋，配一条颈巾，下装是一条短裤、一条皮带；装备是一把带皮套的未开口的匕首，别在皮带上，一根手指粗的长绳，一枚叫笛。学校的训导主任主管童子军的活动，记得他曾带我们到公园去野炊、结绳，就是教我们打各种绳结，如特别有用的水手结，可以上树、下井坑等，以适应野外生存。

我们学校还一直有圣母军组织，大家只知道这是教会的青年组织，也许学生中的教徒都是这个组织的吧，有时候见他们发一些宗教宣传读物什么的，想来就是一般的青年团体而已。1951年，圣母军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我们学生都炸懵了。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害怕，突然意识到人的命运竟可在一夜间发生巨变。我与这些同学是从初中到高中、朝夕相处一起长大的，我们一起从少年到青年，彼此熟知，其时也仅十七八岁，我觉得他能对什么革命反革命的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同情他们的同时也感到害怕。

第二个感觉是很不理解。同班同学中，有一半是参加了圣母军的，这些教徒同学大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有的还出生于工人家庭，在我的感觉中，他们并不见得对宗教有多么虔诚，往往是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教会又特别强调教友间互相帮助，他们是出于抱团取暖才加入而已，所以一般均由亲戚朋友介绍入教。按理说，解放了，他们这个阶层的命运会好一点，可是恰因入教而致祸。

尽管害怕，尽管看不懂，当时我最最强烈的感受应是侥幸﹣﹣庆幸自己没有入教。自我进入金科中学后，龚品梅校长经过观察，大概觉得我是品行端正的规矩学生，所以屡次跟我提及入教的事。我对教会那点事，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带我长大的娘姨就是虔诚的教徒。每星期天上午，她都要向我姆妈请假去做弥撒，就在我们金科中学的教堂里；回来时，她总会带些教堂免费赠发的宣传册、宣传画什么的，空余的时候就把各种教本拿出来念念。其实她不识字，所谓念念就是要识字的我念给她听。教会还经常发点小东西，什么徽章啊、小玩具啊，我也喜欢收集起来把玩把玩。所以我比一般非教徒对天主教、对圣经有所知闻。我也时常在学校教堂里看人们做弥撒，跪着一大片人，且要跪很久。说实话，那个年龄段的我，成天价衣食无忧、懵懵懂懂的，虽说不是调皮捣蛋的孩子，却也不想被约束，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下跪做弥撒这种宗教仪式，好像是犯错了要罚你下跪。无端找"跪"那不是自讨苦吃、找罪受吗？恰是这份糊糊涂涂的、出自慵懒的无意识选择，让我避免了一场大祸。

因为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事件恰好发生在我们高三毕业前夕，班里四十个同学中，近半数是圣母军成员，所以我们高中毕业的集体照就自然流产了。但是我们几个关系较好的非圣母军的同学，还是私下约着出去合影了。那些参加了圣母军的同学，即便关系再好也只得缺席了：我们不敢邀请，怕惹事生非；他们也不会参加，怕连累我们。

班上一些同学的命运就此改变了。好些个功课很好的同学，因为参加了圣母军，虽然被允许参加高考，考的成绩也不差，但通不过政审，最后录取的学校都很差。有两个同学，功课很好，都只能去大连上学，毕业后也只能做小学教师。这些同学参加圣母军的经历，是被记录在案，伴随终生的。其中最可惜的是王文焕同学，他从初一起，就始终"霸占"着第一排的位子；从初中到高中，年年数学第一名；我们心里都公认他高中毕业后是稳进交大的。高考后，他确实被交大录取了，但由于政审原因，只拿到一个短训班的通知书，未能进入交大本科。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位曾令我由衷佩服的数学天才，只是听说他入交大后就发精神病了，此后一直杳无音讯。

其时，我们学校里也是真有信奉天主教的学生的。记得上海解放前夕，我还在读初三，新学期开始，以前下课经常聚在一起打篮球的几个高中生看不到了。问起来，才知他们是教徒，被校长龚品梅选拔到澳门去了，准备培养他们成为神职人员，将来做传教士。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这也是教会学校学生的一条出路吧。

虽然我在学校没事，但家中却受到了冲击。1952年初，国家继上年的"三反"运动后开展大规模的"五反"运动，这场运动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再进行定案处理。

当时我爹爹在卢湾的斜土路上有一家太平洋织造厂，是与亲友合资开的，爹爹是股东老板之一，这爿厂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纺织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时才关了的；还有一家光大毛织厂在虹口，是爹爹与几个兄弟合资开的；此外，在南京西路的金门大酒店西邻、西侨青年会（现上海市体委）大厦东邻的商场里，爹爹还面对面地开了两爿金国百货公司。此刻，他是名副其实的私营工商户，是"五反"运动的当然对象。

因祖父母早逝，我爹爹从十三岁开始做学徒，浸淫工商界数十年，所有资产都是靠白手起家、苦心经营所得。这代创业者用钱都是精打细算的，譬如厂里办公室的东西更新了，旧的文具还可以用用的，就不舍得丢掉，拿回家里用。按"五反"运动的鉴别标准，就构成了贪污罪。爹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厂子都是自己的嘛！他被关在厂里，当作"老虎"打。最让他伤心的是，审问他的人，以前都是亲戚朋友推荐介绍过来、要跟他学生意的，以前都是毕恭毕敬地管他叫"三先生"（爹爹排行老三）的，现在竟然如此无情，翻脸不认人；再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也是没办法，他们是响应号召，是要求进步呀。我爹爹是1904年出生的，那时还不到五十岁，这代资本家，尽管精通生意经，却没什么政治头脑，从没经历过政治运动，真是吓得魂飞魄散。

过去爹爹不大回来吃晚饭的，晚上都有生意应酬。"五反"开始后，爹爹一反常态，先是回不来了，要留在厂里写交待；之后是天天回来吃晚饭，但愁眉苦脸、蔫头耷脑的。每天他一进家门，我们都先要瞄瞄他的脸色，尽量不要发出声响，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很。

除了在厂里要交待过关外，家里还有一场风波在等着。虽然爹爹最后被定为基本守法户，但还是因偷漏税之名被罚了款。爹爹掌管的企业，其他兄弟都有股份的，所以罚款也得股东们分摊。有的亲戚比较体谅，理解爹爹破财消灾的做法；有的就不肯体谅他的难处，怪罪爹爹胆小怕事，顶不住压力，为过关就瞎坦白，害得他们一起赔钱。由此，几十年来与我姆妈亲如姐妹的妯娌们，此后就形同路人，基本不来往了。

"五反"后，我家的生活更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凑齐一亿多的罚款（旧币，相当于新币一万多），家里的三轮车卖了，车夫被爹爹安排到他的厂里去了；在我家近二十年、一心想等我结婚生子后"给小弟弟汰浴"的娘姨也给辞了；客堂间的一套红木家具卖掉了，在三楼码放了多年、原打算留着给我结婚用的一套簇新的柚木家具也卖掉了，家里突然间显得空空荡荡的，以后才陆续添了些普通家具。那时，爹爹的灰鼠皮袍子、姆妈的灰鼠皮大衣等值钱的衣物也变卖了；姆妈还不得不拿出她的金银细软变卖凑数，帮着爹爹渡难关。

过去家境好时，家里还住着许多亲戚。我的嬷嬷，她丈夫去世后一直住在我家，此刻也只好回去了；我姑妈的女儿、舅舅的女儿都住在我家里，父亲不仅供吃住，还供表姐在陕西南路的女中读书，这时几位表姐也只好各奔东西了。

经过"五反"运动，正值壮年的爹爹心灰意冷，已无心思做生意了。更伤心的是，曾经靠他养家糊口、他也诚意扶持的年轻后辈已弃他而去，传统的伦理纲常颠覆了，这个世道他看不懂了。如今翻看旧日照片，还能感觉得到，四十岁时还意气风发的他，五十岁时就不一样了。

20世纪40年代，邹家父辈的产业主要是在天津、上海、宁波三地，经过"五反"及后来的公私合营，他们毕生奋斗积累的产业消融殆尽。爹爹的光大毛织厂并给太平洋织造厂为分厂，让爹爹去做分厂的厂长，但他很不适应新的形势，不久就借口糖尿病提前退休了。爹爹的两家金国百货公司后来则并给了亚洲织造厂。

1948年冬，在天津的生父、五叔两家二十余口包了半架飞机南下；只有二哥逸安因次年要考大学，继续留在天津上学；五叔自己则暂留天津处理善后。当时正值平津战役前夕，机票十分紧张，最后托关系花了不少黄金才弄到了。等五叔筹措了一些资金打算南回时，津浦线已不通，他只得乘船绕道香港回沪。到沪小聚数日后，他就返回了宁波老家。

父辈兄弟早年分别外出学做生意，宁波老家已无直系亲属，老宅也了无踪影。生父梅荪叶落归根、重振家业的观念根深蒂固，回到宁波后即筹划购地造屋。适逢国民党军轰炸江浙沿海地区，白天无法开工，晚上再点上汽油灯通宵赶工。不过数月，一排邹家住宅建起，并以祖父之名命其为"椿庐"。生父此举一是准备告老还乡，二也算是衣锦还乡吧。邹家兄弟当年因父母早故而背井离乡、四散飘零，这是生父心底永远的痛。所以他要建起"椿庐"，为的是能让众兄弟们晚年都能回老家团聚。新屋建成后，生父、五叔两家先行迁入，同时也为在上海的我爹爹和四叔两家各留空屋一所。我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还去"椿庐"住过一阵子；我晚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也都以"椿庐"二字冠名。

除了新建住宅，生父觉得不能坐吃山空，还得发展事业，于是就和五叔与上海的我爹爹、四叔商量，兄弟四家集资在宁波北大街开了一家九龙绸布店，还就地聘请了熟悉宁波工商界的一位姓陈的当经理。九龙绸布店规模不小，一、二层为商铺，三楼是顾客休息处，还备有点心。为了吸引顾客，只要买满五元以上的物品，即可上三楼免费赠送点心一客。结果，有的一家人买了五元钱东西后，全家老小都上三楼吃点心，后果就是大为亏本，入不敷出。

在那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年月，人家逃难、藏富还来不及，邹家却如此张扬，不免引祸上身。某夜来了几个蒙面强盗，将两家男女老少关进一间柴屋，翻箱倒笼，洗劫一空。之后五婶告知，经过南下购买机票和来此造屋、开店，十多年的积蓄也已花尽，抢去的多是一些日常佩戴的戒指、镯头和少量现金，损失不算太大。这事后来虽然报警了，但最终也没破案。

1955年公私合营，宁波的九龙绸布店，被合营成了第一绸布公司。这时，天津的三友实业社要生父必须马上回去，不然就要开除；同时四叔也被要求返回天津，因为他们都有天津三友实业社的股份。生父只得携家带口返回，昔日的老板"返老还童"，重做起营业员，每日里站柜台，拿一份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四叔过去在上海是做金融生意的，新中国成立后金融生意做不成了，但因有天津三友实业社的股份，所以也只好只身去了天津，栖身在七叔家的一间小屋里。1957年，在宁波的五叔被戴上"右派"帽子，遣发去了梅山劳动改造。邹家的私宅"椿庐"则被当地政协征用。邹氏兄弟在宁波的家业化为乌有。

1960年，天津的邹家不幸在一年里走了三口：生父、七叔和我的大姐夫。大姐夫是天津三友实业社的顶梁柱，是生父当年看中后把女儿许配给他，意在以后把天津的生意交他接班。三个当家人在一年内先后撒手人寰，天津的邹家彻底垮了。我生父虽然十八岁就去了北方谋生，骨子里还是地道的老宁波，每每给兄弟们写信、寄照片，落款均为"天津旅次"。叶落归根是他一辈子的心愿，但是，1948年回宁波后，短短六年，又被迫回到天津，一世奔波的生父，最后还是客死他乡。

我的生父终年六十三岁，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方，是一个老派守旧的生意人。他在天津经营的三友实业社就在劝业场旁，是天津最繁华的地段，虽为两层，却只是单开间门面，店面狭小，楼梯也破旧，走上去会吱吱呀呀地响。抗战胜利后，邹氏兄弟事业兴旺，我爹爹和四叔都建议他将隔壁一家店盘下，扩为双开间，以增加职工，扩大营业。他说不要，这样很好。他的家就在门店对马路的恒和西里，一座老式的三上三下的里弄房，上面自家住，下面是店里职工的宿舍，他要管着店员，晚上不许出去。晚上门店打烊后，他还要亲自过去看看店门锁好没有，天天如此。平时出门，自备一辆私家黄包车，擦得锃亮，脚踏还有响铃，叮叮当当，一路风光；如进饭店，店小二一撩门帘吆喝道"大爷请"，顿觉十分得意。他就是这么个遵奉传统、拘守自谨的老式生意人。多年后，我们逸字辈的兄弟们议论起父辈旧事，都觉得生父1948年从天津回宁波的做法实在是失策，但他是老大，长兄如父，几个弟弟都习惯于顺从他，凡事均不敢违背他的意见。我们的父辈文化不高，也无政治眼光，更无现代化营理念，邹家的颓势，虽有时局变更之外因，自身也存在局限性。

如果说父辈的厄运源自他们都是资本家，是革命对象，那么我大哥邹逸涛的命运则是冤得离奇。大哥是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的，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生父给了他两千元，让他或去美国留学，或成婚安家，他选择了后者。因为英语好，他先是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杭州的机构工作，结束后回到上海。1948年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担任科员，就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17楼；1950年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改组为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局。也许是西南联大的艰难生活所致，大哥患了严重的肺结核。我爹爹对这个大侄子一直很欣赏，为了不要工作太辛苦，就让他到自家的金国百货公司做襄理，月薪一百五十元。1953年春，政府提出商业转工业的号召，金国百货公司合并给亚洲织造厂，大哥也随之去了该厂做职员。仅二三年的光景，公私合营开始了，大哥的身份被定位为资方代理人，从此，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就被贴上另类的政治标签。"文革"期间，就他的经历，在厂里自然是专政对象，从此打扫厕所等苦活重活无一幸免。世事就是如此无常，让我爹爹也很懊恼，当年的帮人一把竟成了害人一生。

大哥最后因肺癌去世。大哥晚年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他如何被发现是个外语人才的奇遇。某日有两个希腊船员路过厂门口，向门卫问询回宾馆的路，就在鸡同鸭讲、叨咕不清的时候，劳动改造中的大哥正好骑着黄鱼车路过，三言两语就解决了希腊船员的难处。一时，"邹逸涛会讲外国话"的头号新闻，从门卫室一直传到了厂领导办公室。也许正赶上那个全民补课、补文凭的时候，大哥就被调到了厂校教英语，就此告别了苦役。大哥，我们邹家逸字辈的翘楚，之所以会把一个厂校的英语教职看作他人生的最光亮点，我想那是因为他走过的暗夜之路实在是太长吧。如我大哥所经历的坎坷凄楚的人生，在四十年代大学毕业的那代知识分子中，绝非个别。

那一时期，除了邹家，其他亲戚家里也都不太平。记得我的大外婆、即我姆妈的姨妈，十八岁嫁到宁波天一阁范家的，五十年代天一阁要整治、要拆房子，风烛残年的她，只好依傍着孙子范厚发，在天一阁旁边的破房子里苟且度日。我的小公公，祖父最小的弟弟，复旦金融系毕业后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农村信贷机构任职，因为混了个一官半职，解放后即作为历史反革命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他的妻子，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不知如何面对生活的翻天覆地，抛下四个年幼的儿女自杀了。失父丧母的孩子，只能由亲戚们分别领养．.

1949年，我初中毕业，懂点时事了，也爱听爹爹与朋友们在家里议论局势、猜测共产党打到啥地方了。记得上海解放前夕，有天晚上九点多，爹爹的一位堂弟、吴淞商船学校毕业后在英国轮船上做大副的，匆匆来到我家，"三哥、三嫂，我有条轮船泊在吴淞口，马上要走了，你们看有什么东西要我带走吗？你家儿子要不要跟我走？"他知道我家是开百货店的，肯定会有囤货，他是大副，这个位置在国民党从大陆向台湾大败退时，相当关键，作为亲戚他就特地上门来关照一下。爹爹认为，我们一不是国民党，从不参与政治；二不是大老板，上海中等规模资产的老板有很多，我家只是这芸芸众生中一分子而已，不是共产党的革命对象；第三，我们从来不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来了也要让老百姓生活的，我家的生意又不是军火，而是帆船牌毛巾、被单等生活必需品，将本就利，把生意做好了就是。当然更不会同意将他的独养儿子带出去的。那时的爹爹毫无安全之虞，拒绝了堂兄弟的关照，他对两年后的变故是毫无思想准备的。1984年，爹爹的这位堂弟回沪探亲，彼时父亲已离世。当年我家婉拒了他的好意，三十五年后，我家成了依靠我们夫妻工资度日的工薪阶层；他的岳家倒是靠女婿从大陆挟带到台湾的些微生活物资起家，在战后连一块肥皂都不能生产的台湾，逐步发展成台湾百货业的大老板。三十多年前的旧事重提，令人不免唏嘘！

1949年我初中毕业时，爹爹有意让我去学做生意，因为我是独子，他希望事业有人接班。爹爹的许多朋友都是开厂的，他就联系了一个开机械厂的朋友，让我去学技术，在他看来，做生意有初中文化就足够了，关键是要实践。作为儿子，我是不敢违抗父命的，但内心一百个不愿意。我姆妈知道我的心思，大概是心疼我吧，就反对说，"我们家里又不靠他吃饭，哪能好叫他去学生意呢？还是读书好咪"。我那不识字的姆妈，源自最本能的母爱，特别重视我的教育。姆妈当年作出这个决定，并没有特别的望子成龙的深谋远虑，只是想遂爱子心愿，让我继续升学而已。但正是我姆妈的坚持，才使我的一生循着不同于父辈的轨迹，才使我的前程不至于葬送在不断的家庭变故中，才使我日后有可能走上治学之路。

1952年，我高中毕业。除了继续读书，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父亲对亲手创办的事业已不存任何奢望，对未来的生活深感迷茫；他只希望我远离是非漩涡，另谋生路。说来也是福祸相倚，如果不是家境变故，即便我大学毕业了，也是要遵从父亲的意愿去学做生意的。这是独生子的责任。

我们邹家，父辈都是白手起家的成功的工商业者，到我这一代，我与堂兄弟们都是选择上大学，通过升学，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得以在社会上立足。其实这也正是我们父辈的心愿，他们希望积累的财富能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弥补他们的人生缺憾。

我高中的时候，数理化成绩不行，所以从未想过学理工科、做科学家；但我酷爱课外阅读，那时最向往的就是办刊物、办个同仁杂志：每月一次，约几个朋友聚餐，讨论办刊宗旨、确定选题文章，然后分头落实栏目、版面，跑印刷厂，当你漫步街头，大街小巷的书报摊上都能看到那熟悉的封面，茶余饭后人们议论着文章是非……多么理想的人生境界。所以，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第三志愿才是山东大学历史系。之所以选择山东大学，一是闻一多、沈从文、老舍等都在山大待过，学校还蛮有知名度的；二是山东大学当时在青岛，我有个小姑婆（父亲的姑姑）正在青岛，她是复旦教育系毕业的，小姑丈是复旦金融系毕业的，在青岛的银行任高级职员，久居南方的家人由此对这个濒海的北方城市有所耳闻，印象不错，想着我若只身过去，也可有亲人照应。高考结果，我被山大历史系录取了。

在当时，报考文科是很没面子的事，记得同班同学中报考文科的仅两人；有的同学即便不擅长数理化，但在方方面面压力下，还是选择了弃文从理。各大学张榜的时候，有些报纸要登出来的，别的同学都是土木、机械、化学、电机等，我却是历史系，确实很难为情的。不过我想自己就这点水平，被人看不起也只好认了；想到就此可以不再被数理化困扰，倒也甚感欣，暗自庆幸。

正因为这辈子的个人经历，所以我一直提醒学生，不要赶时髦，一定要认清自己是什么水准、什么智能，千万不要什么专业吃香、什么专业赚钱就读什么，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确定专业方向。有个反面的例子：我高中同班的一个特别要好的同学，也是数理化不行、喜欢看文艺作品的，我常到他家里去，说是为考大学补习功课，其实是吃吃零食、听听唱片，他家里有很多西方的古典音乐唱片。他的外语相当好，高中时已经能看懂原版的英文小说了。碍于面子，高考时他不肯报外语系，要考工科，结果考取了同济大学，毕业后也没做工程师，做了中学数学教师，一直干到退休。老同学们相聚时，我常对他说，如果当年报考外文系，此生一定会有所成就；选读工程，就只能一般般了。在我看来，理工科的，学到中等就有安稳饭吃；文科的，非要学到一流，才有好的事业。如果我当初也是为了面子去读理工科的话，那么这辈子就是读书苦、工作苦、一辈子苦了！

在邹家父辈诸事不顺的当口，我考上了大学，晦气连连的邹家总算有了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生父专程来上海为我送行。我的生母在我两岁时就离世了，没任何印象；但生父，我称大伯的，每每来家里都对我有点特别表示。几位婶婶也会话里话外、旁敲侧击地逗我，所以上初中时我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一直到父母亲逝世，从未表露。我对父母亲的感情不会因亲生与否而不同，我也不会说出任何伤害他们感情的话来。

临行前，我们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离家的那天，晚饭后，家里雇了好几辆三轮车，载上我的两只箱子，那种老式的大皮箱，咖啡色、有带子的，还有铺盖等一应齐全的大被包，加上家中老小一等众人，在夜色中浩浩荡荡地驶向火车站。

行李上架完毕，家人下车后都站在月台上等着，我顿时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当时被山大录取的同学，都是去虹口区的一个地点集中登记，再由学校统一发给火车票，与苏浙一带被录取的同学一起出发的。到了车站，我的行李比别人多，上车时已经目标很大了，再来这么多的家人送行，在月台上杵成一排，岂不更引人注目，所以我连连摆手示意，让他们先回去。可是家人们坚持等到晚上十点火车开动后才离去，一点也不理会我在新同学面前的尴尬。

不知道怎么的，第一次离家，我却丝毫不解父母此刻的不舍心结，居然没有太多的留恋。十七年来始终在父母眼皮底下中规中矩长大的我，甚至还有点终于获得自由放飞的兴奋。不过，那时的我已清楚地意识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日子就此一去不复返了，我要用兜里揣着的父母给的生活费自己照料一切了。我也更明确地意识到，家境不比从前了，家，已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安乐窝了，我要学着自立了。那一刻，我刚满十七岁。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2020年6月19日），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发表论文约百篇。】